合同诈骗犯罪数额的认定

宋某汽车租赁诈骗案诈骗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宋某因参与境外网络赌博，急需用钱，预谋通过骗租车辆质押他人借款获利。2020年12月1日，被告人宋某对放贷人员张某谎称车主孙某在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赌博，急需用钱，让其帮忙质押车辆借款。当天22时许，被告人宋某隐瞒要将车子质押借款的真相，联系被害人孙某(汽车服务公司法定代表人)将一部车牌号为闽DB×××× 的小轿车开到某停车场车站附近，二人签订车辆租赁协议，被告人宋某以每日人民币600元的价格租赁车辆，向孙某支付人民币2200元(含1000元押金)。被告人宋某骗取车辆后于当天将该车驾驶至某银行东孚支行门口，以人民币10万元(实际获取9万元)质押给张某，并将质押款项用于网络赌博和归还欠款等。2020 年12月4日租车协议到期，被害人孙某无法联系上被告人宋某，当月9日通过车辆全球定位系统 (GPS)在厦门市海沧区寨后社张某承租的车库中找到闽 DB××××小轿车。经鉴定，闽DB××××小轿车价值人民币227917元。

案件焦点

合同诈骗犯罪数额的认定。

法院裁判要旨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宋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价值人民币227917元，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数额巨大。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宋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宋某具有犯罪前科，可酌情从重处罚。被告人宋某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宋某认罪认罚，依法可从宽处罚。辩护人据以上情节提出的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的相关合理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宋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 万元；

汽车租赁诈骗案件犯罪数额认定及量刑分析

在合同诈骗案件的办理过程中，除了核心的定性问题外，量刑问题同样至关重要，而犯罪数额作为影响量刑的决定性因素，其认定标准往往成为案件争议的焦点。根据相关法律文件规定，诈骗犯罪数额的认定均采用实际诈骗所得标准，合同诈骗作为诈骗罪的特殊表现形态，理应遵循这一统一标准，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作为犯罪数额的认定依据。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汽车租赁诈骗案件，此类案件通常存在两个相互关联的欺诈环节，这也导致实践中对犯罪数额的认定产生了极大分歧。第一个环节中，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或使用真实身份证明，或伪造虚假证明，通过签订租赁合同的方式，实现对租赁车辆的实际控制，此时行为人实际取得的财物为涉案车辆；第二个环节中，行为人虚构车主身份或相关事实，将骗租的车辆抵押、质押给他人，以此套取现金，此时行为人实际取得的是车辆典当款或借款。由于行为人实施了两次独立的欺诈行为，且单独来看均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因此围绕犯罪数额的认定形成了五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犯罪数额应累计计算为327917元。该观点认为，被告人的两次诈骗行为分别针对租赁公司和张某，两人均因被告人的欺骗行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处分了自身财产，因此应将骗得的车辆价值与骗得的借款数额相加，作为最终的诈骗数额。

第二种意见主张，犯罪数额应认定为227917元。该观点将被告人骗租车辆的行为视为手段，将车辆质押套取现金的行为视为目的，认为两个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的牵连犯，应从一重罪论处，故以数额较高的车辆价值作为诈骗数额。

第三种意见则认为，犯罪数额仅为10万元。其核心观点是，被告人的主观目的是骗取财物，而租赁公司在租赁过程中并未丧失车辆所有权，因此骗租车辆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只有被告人利用骗租车辆质押借款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诈骗数额应认定为其最终实际取得的借款10万元。

第四种意见提出，犯罪数额为225717元。该观点认为，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租赁合同骗租车辆的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而后续将车辆质押借款的行为仅是对赃物的处置，刑法不应重复评价；同时，被告人事先支付的租金应从诈骗数额中扣除，最终认定数额为225717元。

第五种意见与第二种意见的数额认定一致，均为227917元，但理由存在差异。该观点认为，被告人骗租车辆的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质押借款行为系赃物处置，不另作评价；同时，被告人支付的租车费用和押金属于实施诈骗行为的违法成本，不应从诈骗数额中扣除。

综合全案事实及法律规定，笔者同意第五种意见，具体理由如下：

其一，汽车租赁诈骗的核心对象是车辆，而非车辆变现的钱款。本案中，被告人自始至终具有非法占有车辆的目的，其以租车为名骗取车辆并实际占有，完全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且犯罪行为已达到既遂状态，该诈骗行为指向的核心财物就是涉案车辆。被告人后续将车辆质押借款的行为，本质上是对赃物的处置，是将非法占有的车辆变现的手段，属于事后不可罚行为。行为人在非法占有车辆后，对车辆的处置方式并不影响非法占有事实的成立，因此被告人实际骗取的数额应为车辆价值227917元，而非变现所得的10万元。此外，本案的被害人应为汽车租赁公司，虽然张某借出10万元，但因其取得了车辆的质押权，且车辆价值高于借款金额，其可通过质押物受偿实现债权，并未实际遭受损失；而汽车租赁公司丧失了对车辆的控制权，是本案真正的被害人，故应以车辆价值作为诈骗数额。

其二，质押借款行为属于民事欺诈，不另行构成犯罪。被告人以骗租车辆向张某质押借款时，虽存在一定欺诈，但双方的借贷关系真实存在。张某借出款项的核心原因是取得了车辆的质押权作为担保，而非基于被告人的欺诈产生错误认识。在被告人无法归还借款的情况下，张某可通过处置质押车辆实现债权，因此该行为仅属于一般民事欺诈，并非刑法意义上的诈骗行为，与骗租车辆的合同诈骗行为既不构成牵连犯，也不构成连续犯，不应重复定罪量刑。

其三，被告人支付的租车费用和押金不宜从诈骗数额中扣除。被告人为实现非法占有车辆的目的，必须按照租赁协议支付租金和押金，该款项是其为确保诈骗行为顺利实施而支付的违法成本，并非对被害人损失的归还。从性质上看，租金和押金是租赁公司转移车辆使用权的收益，以及对被告人逾期还车的补偿，与诈骗数额的认定无关。根据“实际取得说”的认定标准，被告人最终实际取得的利益是车辆本身的价值227917元，因此不应扣除相关费用。

综上，汽车租赁诈骗案件中，犯罪数额的认定应聚焦于行为人实际非法占有的核心财物，区分赃物处置行为与诈骗行为的界限，明确违法成本与被害人损失的差异，才能准确界定量刑依据，实现罪刑相适应。